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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3 l9 I' {0 I6 A# L5 C( ]我们存在于一个且新且旧的社会环境中，大多数人对彩礼的想象可能还停留在用彩礼换女儿的阶段。在《南方和北方的彩礼是一回事吗》一文中，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青年教师李永萍说了她的调查结果：在今天中国南方的宗族性村庄里，彩礼被认为是对女方父母的补偿，但彩礼价格普遍不高，一般是象征性的；在华北农村，彩礼价格比较高，在15万～20万之间，但是女方父母通常会把彩礼全部给女儿。因此大多数时候，彩礼是一种仪式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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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高价且不返还给小家庭的彩礼是“卖女儿”，那么这种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这并不是女性不够独立造成的，恰恰相反，其源头在于重男轻女造成的农村青年男女比例失衡。据报道，2019年，河北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张青彬提交了《关于解决农村结婚彩礼畸高问题的建议》，该建议认为，高彩礼存在的一大原因就在于，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人口结构、医疗技术B超检验胎儿性别的滥用等导致男性出生率远远大于女性，其解决方法应是严令禁止和查处医疗B超技术检验胎儿男女性别行为，缓解男女失衡。 & C$ |1 y0 p/ ?9 c; n% X& t+ M% k
/ _3 M9 B* W' I8 U如果说高价彩礼是重男轻女的产物，那些象征性的或金额较低的彩礼是否也应被视为陋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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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习俗的存在都不应该和它所在的社会环境割裂。在今天的中国，婚房彩礼的存在有其经济背景，即男女之间的财富悬殊。《剩女时代》一书作者洪理达写道，父母愿意在儿子购房时提供较大的经济资助，但往往拒绝助女儿一臂之力。她还引用人类学家王丹宁的研究称，由于兄弟被看作是“整个家族的后代，大家理应为其分担责任”，所以向兄弟提供经济资助的城市女性数量越来越多。“总体而言，男性经过一番周折，最终还是能拥有价值不菲的住房（只要他们有父母、女友、妻子和其他亲戚的资助）；而背着买房压力的女性，拿出了不菲的钱财，到头来还没有权利在房产证写上自己的名字。”不仅如此，随着二胎政策的实施，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要和她们的兄弟争夺父母的购房资助。在父权制的大环境中，在经济上作为显著弱势群体的女性要求婚房彩礼，不仅常常是一种无奈之举，而且还可能导致她们最终不得不接受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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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在关注彩礼——毕竟它的数值可以用金钱准确衡量——却少有人关注传统上女性结婚后需要承担的家务、育儿等等责任，不论女性选择要还是不要彩礼，这些责任也往往被认为是女性必须完成的。在婚恋阶段，一些女性就必须考虑如何背负婚后育儿的压力；生育后女性进入/回归职场面对的敌意将更大，更可能被假定为不务正业的、没有职业追求的、会为家庭牺牲事业的，其社会评价、薪资和升职机会无一例外将受到负面影响。在资本拒绝补偿、国家提供的制度性安全网络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一切都需要家庭来买单。彩礼，某种程度上是婚前女性及女性家庭需要得到的一粒“定心丸”。 / h! t. |+ r3 h: O5 B,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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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独立女性要不要收彩礼”的问题，是在向原本就处于弱势群体提出新的要求。一方面，我们应该做的是应该向那些占据优势的男性问询：是否应当承担家务、育儿、照料的责任？是否应参与推动劳动场所的同工同酬？另一方面，社会也应该为女性提供更多的保障，从重男轻女观念下被抛弃的女婴到背负家务重担的母亲，她们都需要被看到、被保护、被尊重。到达平等之路还有很远要走。 + m# w, o9 A# 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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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7 20:2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