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布了一个怎样的局，死后二十年刘禅依然不敢妄动

学无止境 · 发表于 2024-2-25 19: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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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讲述诸葛亮是怎样复兴汉初的经典君相体制的，并且进行了怎样的制度设计，保证这种体制不会人亡政息，在自己死后得以延续。并且比较了魏吴两国君相体制与蜀汉的不同。

琅琊诸葛氏的家风亲近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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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对汉武帝以来皇权扩张的积弊其实看得十分清楚，他的理想是重建西汉初年的经典君相体制，这样东汉以来的一系列政治弊端就可以解决。

从他《前出师表》里的语句里，也可以看出他对两汉的褒贬：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出师表

其实东汉的社会是比西汉要自由多元的，文化水平也比西汉发达得多，但诸葛亮仍然推崇西汉而贬斥东汉，与琅琊诸葛氏的家学有关。

诸葛亮的远祖诸葛丰做过汉元帝时的司隶校尉，虽然通晓经术，但是行事风格却是法家的刚猛苛酷一路，很多人以为诸葛家是多么了不起的家族，其实不是，从诸葛丰以来琅琊诸葛氏的家学就是儒法参半，因此在东汉无法像儒学世家那样跻身第一流家族。

诸葛丰死后，琅琊诸葛氏直到诸葛亮的父辈也没有出什么知名人物和大官，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当到了泰山郡丞，但毕竟不是二千石高官，他叔父诸葛玄虽然当上了二千石的豫章太守，但那时袁术私署的，而不是朝廷的正式任命，含金量不高。

所以琅琊诸葛氏并不是东汉高门，其家风与东汉主流的儒学世界观也有一定距离。

琅琊诸葛氏最亲近的其实是西汉儒法并用、“霸王道杂之”（汉宣帝语）的那种较开明的秦制帝国及其经典的君相体制，而不是东汉以儒学为主、含有贵族色彩的政治，曹操也好，孙权也好，对豪强大族都有相当程度的依靠，都不是诸葛氏最理想的主公，唯有颠沛流离的刘备因为没有豪族支持，反而更适合建立诸葛氏理想中的秦制帝国，这才是诸葛亮与刘备君臣相知的基础。

这与诸葛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完美主义者也有关系，所以他不会像兄长诸葛瑾那样投吴，也不会像族弟诸葛诞那样投魏，即便在荆州士族圈混得风生水起却不肯出仕刘表，找到称心如愿的主公刘备才愿意出山。

所以，诸葛亮所谓的复汉，复的是西汉而不是东汉，要复兴的不但是汉室之名，更重要的是要复兴西汉早期的经典君相体制。

中国进入大一统帝国，从秦开始算，到诸葛亮这会儿也不给过四百多年，秦制帝国的运行逻辑还没有被人们完全发现，诸葛亮并不知道这种经典君相体制的弱点所在。

他认为只要重建经典君相体制，并且想办法维护下去，就可以让秦制帝国走出死局，重现辉煌，而不用像魏吴那样变异为带有贵族制色彩的国家。

诸葛亮给刘禅定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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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君相体制中的宰相有两个特征，一是大权在握，二是竭诚奉君。

所以诸葛亮一方面以丞相兼录尚书事的身份，掌握全部的军政大权，一方面则真诚的尊奉刘禅为君，他的心迹和行为得到了蜀汉国人的认可，被评价为“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

对于国事，诸葛亮当仁不让，内选贤才，外修战备，凡军政大事都由自己决断。

他不但是超凡的政治家，而且是杰出的军事家，还是有远见的外交家，蜀汉在他的治下虽然屡屡兴兵北伐，但百姓的负担并没有太大的增加；在北伐战争中，诸葛亮则从最初的军事经验略有不足，迅速成长为一代名将，五次北伐越打越好，以一隅之兵力打得优势魏军龟缩防守；对东吴的外交则处理得十分得宜，包括承认和祝贺孙权称帝等措施，使得吴蜀联盟成为历史上少有的持续数十年的巩固联盟，东吴也对蜀汉的北伐也多有策应。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同时，诸葛亮秉持法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把自己也当成体制的一部分，对自己的功过，诸葛亮也严格按朝廷制度来奖惩，绝不徇私，全无后世权臣能进而不能退的样子。

第一次北伐失败后，直接责任人马谡虽然深得诸葛亮器重，仍被秉公治罪，同时诸葛亮还自劾用人不当，贬官三级，以右将军行丞相事，直到第三次北伐获胜，取得武都、阴平二郡后，才因军功官复原职。

对于皇帝刘禅，诸葛亮则对法家的主张进行了修正，在法家观念中君权是至高无上的，想怎么弄臣下就怎么弄臣下，但经过秦亡的反思和汉初的政治实践，诸葛亮已经找到了最好的君相相处的办法：

他将皇帝刘禅的地位推高到至高无上，即便自己是经天纬地之才，对刘禅这个黄口小儿也礼敬周全，同时他又剥夺了刘禅的一切实权，无论是政府的丞相，还是宫中的尚书台，都抓在自己手上，避免皇帝以及跟他一伙的宗室、外戚、宦官、佞幸肆虐，危害政治。

于是在蜀国，刘禅是经典君相体制下的皇帝，他是权威的象征，根据丞相诸葛亮的绩效予以奖惩，但不去干涉具体行政；

诸葛亮则是经典君相体制下的宰相，处理军政事务完全不受皇帝影响，对刘禅他偶尔还会加以教育，如《出师表》中“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等话语，都是教刘禅如何当好自己的角色。

蜀汉真正实现了“政由葛氏，祭由寡人”，只要不站在皇帝的立场上看问题，这句话体现的其实并不是君臣易位，而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

魏蜀吴的宰相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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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三国时代，为什么魏、蜀、吴英雄辈出，跟三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经典君相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但三国的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以蜀汉的经典君相体制实行得最彻底，延续得最久。

按前面的说法，诸葛亮也是权臣，跟曹操似乎没太大差别，但细究起来两人的心术是很不同的，诸葛亮对于避嫌十分小心在意，一切容易让人误会的事情都掐灭在萌芽之中。诸葛亮从没有把自家子弟安插到要害部门抓权；蜀汉重臣李严为了自己升官，曾经劝诸葛亮加九锡，称王爵，也被诸葛亮严辞拒绝，这跟曹操大异其趣。

如果单看曹操的霸府政治，他也像诸葛亮一样独揽朝权，军政大事自己做主，不受汉献帝干扰。曹操所乘的马践踏麦田，违背自己颁布的军法时，也曾经有过割发代首的表现，看起来也跟诸葛亮一样赏罚严明，把自身也纳入政治法制的一部分。

但同时，曹操把军权全部掌握在曹姓、夏侯姓亲党手中，汉献帝的宿卫兵士也全由曹氏亲党统帅，对汉献帝形同拘禁；曹操晚年，为了进位魏公、魏王，将有反对之意的荀彧、崔琰等名士迫害至死，这些做法就与诸葛亮完全相反了。

另外，曹操虽有雄才，却残忍好杀，他的很多作为树立了不少仇家，害怕失权后被清算，所以必须把权位传给子孙，必须进行谋朝篡位的准备；诸葛亮则用法均平，人格伟岸，让蜀人心服口服，不怕被清算，可以做他的经典宰相，而且他死后不但哀荣备至，儿子诸葛瞻也大大的沾了他的光，得到蜀人的过度赞誉，在蜀汉官运亨通。

因为曹操的这种心术，其子孙曹丕、曹睿当皇帝以后，大力加强皇权的私家化，用曹氏宗亲压制宰相的权力，但这只能引起大臣的不满，结果司马懿在满朝大臣的支持下掀翻了当权的曹氏宗亲曹爽，开始了新的一轮司马氏权臣当政。

曹操与诸葛亮截然不同

东吴的君相制度也呈现出过跟诸葛亮类似的样子。孙策临死时，也对张昭说过类似于刘备托孤的话：“若仲谋（孙权）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孙权少年即位，权威不足，长期将军政全权委任给张昭、周瑜等名臣良将。到孙权建年号以后，为了得到江东大族的支持，又任命江东大族顾雍、陆逊为丞相，将军政大权交到他们手中。

从表面上看，东吴的丞相权力也达到了近似诸葛亮的水平。孙权很多事情都派秘书去问丞相顾雍是否可行，顾雍认为可行就会留饭，孙权就根据顾雍是否留饭秘书来决定事情是否推行。后来孙权甚把印信留在丞相陆逊处（陆逊长期镇守荆州），写给诸葛亮的文书让陆逊检视，如果有不妥的地方，陆逊可以改了直接盖孙权的章送过去。

但是随着孙权年岁渐长，威望渐增，他也不甘寂寞，开始不断的制造事端打击江东士族，经过暨艳案、吕壹案等多次努力，最终利用废立太子的二宫之争，将江东大族或杀或流，赶出权力中枢，把权力集中到自己和孙氏宗亲的手上。

孙权死后，孙氏亲族孙峻、孙綝等成为宰相，东吴的朝政沦为宫斗，孙氏宗族进入了无休止的自相残杀，孙吴的政治也败坏不可救药。

可见在三国政权（包含政权的奠基阶段）的黄金时代，都曾不同程度的出现过经典的君相体制，各政权皇帝和宰相的职能不相混淆，相辅相成，可谓各得其所。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期，是汉献帝提供合法性，曹操治政，结果曹操扫灭了包括袁绍在内的诸多强敌，统一北方；蜀汉诸葛亮当政时，是刘禅提供合法性，诸葛亮治政，所以政通人和，国力最弱的蜀汉竟能连年猛攻曹魏，而且颇有战果；孙权则是自己提供合法性，顾雍、陆逊等人治政，所以作为一个缺乏根基的地方土豪，也能够击败曹操、刘备，虎踞江东。

但是这种经典的君相制度，终究还是以蜀汉坚持得最久。蜀汉既没有以臣犯君、谋朝篡位，也没有君要臣死、兔死狗烹，君臣共和的时间较长，所以虽然国小力弱，其政治却到很后面（确切的说是君权复兴后）才开始混乱。

这一切，不能不说是诸葛亮的深谋远虑和身后遗泽，也不能不说经典君相体制的设计思路确实有其可取性，在理想状况下可以发挥很积极的作用。

最完美的秦制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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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试图复兴经典的君相体制，带领大一统王朝走出死局，是琅琊诸葛氏的家族目标，也是诸葛亮的最高理想，在他有生之年也确实成功了。

但诸葛亮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要让体制延续久远，绝不能容忍人亡政息，所以诸葛亮未雨绸缪，进行了若干人事和制度安排，以保证自己死后这种体制还能运转下去。

但是，他的安排能不能长久，秦汉以来的绝对皇权是否那么容易驯化，皇权对社会和政府的心理优势是否可逆，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汉朝的君相制度几经演变，到汉末已经有了很多新变化，诸葛亮要让经典君相体制延续下去，必须对这些新变做出反应。

汉朝从汉武帝加强皇权后，原来的一些近侍官员的实权开始大幅提升。

如尚书，原本是掌管宫廷文书流通的小官，现在却因为皇权上升而处于权力网络的关键节点，还被汉武帝设置为中朝官，侵吞了宰相的议政权；

又如侍中，原本是伺候皇帝的小官，掌管皇帝的生活用品，连倒夜壶都要干，因为跟皇帝亲近，其地位也随着皇权上升而水涨船高，也被设为中朝官，也有了议政权。

尚书、侍中原本属于九卿之一的少府，少府的职责是管理皇帝的私人财产，少府官员权威的加重，体现的是皇帝私人凌驾于政府之上。

从此皇帝在宫中有了一套议政班子，皇帝通过他们来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政府之中，这套班子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功能越来越完备，到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就把这套班子正规化，成立了尚书台，机要之事全部交给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处理，尚书令侵吞了宰相的一大块权力，地位大增，在外朝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并称“三独坐”，能与三公分庭抗礼。

尚书台虽然还在宫中，却部分的具有了宰相的职能，皇帝使用起来又不如身边的人方便了，于是皇帝又要用新的私人来操控尚书台，主要使用的是侍中和中常侍。

侍中在西汉已经成为要职，但地位还不及尚书，因为尚书掌管着帝国行政的关键资源文书，到了东汉，外戚经常加官侍中，因为汉光武帝设计的帝室与功臣联姻的国策，外戚多出自尊贵的功臣之家，侍中一职也跟着尊贵起来，后来外戚更是利用此职对尚书台施加影响，到汉章帝以后，外戚还获得西汉霍光那样名正言顺的录尚书事的权力，尚书台更是成为外戚的附庸。

皇权集团的另一股势力宦官则通过中常侍的官职来揽权，中常侍原名常侍，并非实职，是给贵族子弟或者才学之士的一种加官，得此加官的人士留居宫中，担任皇帝的顾问，西汉时主要由士人而不是阉人担任，如东方朔就当过常侍。

汉光武帝因为中常侍留宿宫中，担心他们跟宫女乱来，就全部由阉人来担任，当然这些阉人一般也有一定的才能，或者是专门找了有才能的人阉了来当中常侍的，比如改进造纸术的蔡伦当过中常侍。

在宫中任职又跟尚书台有关的官员有两种，一种是士人担任的黄门侍郎（黄门即宫门，因为汉代宫门是黄色的），负责传达宫中的旨意给尚书台，一种是阉人担任的小黄门，负责整理尚书台的反馈，上报给皇帝。

汉和帝英年早逝，其皇后邓绥（和熹邓太后）代替幼帝执政时，不愿意跟士人担任的黄门侍郎接触太多，以免影响名声，所以直接用阉人担任的小黄门给尚书台下旨，后来通过中常侍和小黄门的组合来掌控尚书台就成为了东汉的传统，皇帝利用宦官扳倒掌权的外戚后，也通过这条通道来行使皇权，处于这条通道上的宦官则获得了作威作福、为非作歹的能力。

宦官把持秘书机构尚书台

这么总结下来，可以发现汉朝皇帝的集权其实是悖论，汉光武帝设尚书台本来是为了加强皇权，后来却因为皇帝出了一些状况，就被外戚和宦官等宫廷势力滥用，皇帝反而大权旁落了。虽然说外戚和宦官的权力都来源于皇帝，说起来跟皇帝是一伙的，但汉光武帝设立尚书台的初衷肯定不是让外姓人和阉人代替自己的子孙行驶皇权。

皇权通过秘书机构来肆虐，并且皇帝的亲戚和奴仆也通过秘书机构来肆虐，正是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一点诸葛亮当然看得很清楚，所以作为丞相他不但独掌外朝的军政大权，也把秘书机构牢牢掌握在朝臣手中。

诸葛亮从荆州时代就开始培养政治人才，刘备夺取益州后吸收了刘焉、刘璋父子的旧部即所谓“东州人”（多是关中、南阳一带的人，不是四川本地人），诸葛亮又致力于团结东州派，化解荆州派与东州派之间的矛盾，将两派融为一体，打造为蜀汉的统治集团，凌驾于本地人之上，从东州派中他也得到不少政治人才。

所以诸葛亮为相期间，用了许多杰出人才担任秘书机构的官职，如荆州派的陈震、蒋琬，东州派的费祎、董允等，都担任过尚书令。诸葛亮自己身为丞相的同时已经兼录尚书事，原本尚书令的政务职权已经在握了，那么这些尚书令的职责掌管宫中，教育刘禅，让刘禅按外朝的剧本来行事，诸葛亮所言“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就是这种制度的真实写照。

因为巨大的威望和合理的制度设计，诸葛亮死后，无论刘禅何等不愿意，他一手奠定的经典君相体制都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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