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愈 ▏不靠皇帝不靠仙，全靠自己救自己

有钱人 · 发表于 2024-2-23 0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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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55岁，被确诊晚期肺癌，从那时到现在（1989年）已经13个年头了。

您能谈一谈您与癌症相处的经验吗？

经验谈不上，我只能把自己和癌症“斗争”的经历与体会说一说。如果这对于癌症病友们能够有一些借鉴作用的话，那将是我最大的愉快。

患了癌症是不幸的，但也可以转化为有幸。

说不幸大家都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谈癌色变呢？因为它是"绝症",特别是晚期癌症，更难挽救。所以说是不幸的。但是我得了晚期肺癌之后，却能够幸存下来，至今已经10多年了。这岂不是转化为有幸了吗？!

在把不幸变为有幸的过程中，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很重要的。

当我得了癌症之后，在接受西医、中医和气功治疗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癌症是一种在某种诱因的作用下，人的机体失去平衡，体内自身细胞的变异而产生的疾病。癌症产生的病程比较长，治疗的过程也比较长。治癌固然需要好医好药，但良好的精神状态更为重要。

凡是得了癌症的人，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事实上你已经处在和癌症作斗争的第一线，所以，精神状态就成为特殊重要的因素，"不靠皇帝不靠仙，全靠自己救自己"。西医、中医、气功等多方面的治疗，以及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思想情绪，都需要患者自己统筹、调整、决策。在这个意义上，癌症病人就具有双重职责：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

当您看到病历后，是怎么想的？都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说实在的，在我看到病历之前，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从同志们、医生们反常的表情中，已经觉察到不是好兆头，已经意识到自己不但得的是癌症，而且很可能比较严重。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侥幸心理和好的愿望，总希望他们说的是实情（被隐瞒了真实病情）。

但是，当我看过病历之后，思想上的种种矛盾状态结束了，心里踏实了。

既然是晚期肺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为了宽慰自己，有时也想：战争年代曾经多次遇到危险，身边多少战友牺牲了，我能够幸存下来，亲眼看到新中国的成立和亲身参加四化建设，还不是够幸运的吗！难道没有什么身后之事要安排吗？当然有啰，不过不到时候．因为如果需要商量后事，将会造成一种紧张、低沉、悲伤的气氛，对战胜疾病不利。

何况人们都瞒着我，还瞒着我的老伴。在这样时刻，绝对不能庸人自扰。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倒是特别需要珍惜这短暂的宝贵时间，要顽强地活着，要向死神挑战。

恰在这时，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我想：十年动乱中，我没有被整死，现在身为晚期肺癌患者，还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四人帮的垮台，岂不是天大的快事！我确实为此而感到莫大的安慰。同时还想：作为唯物主义者，要面对现实，生死的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也不能束手待毙，那就横下一条心认真对待就是了，争取来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都要收听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新闻广播，不论是文艺节目，还是各种揭批材料，我都喜欢听，听了特别开心。这简直成了一项很有现实意义的"心疗"措施！

另外，虽然面对厄运，也不能呆在那里熬时间，等待死神的到来。能干点什么？还是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在治疗过程中反应较重，如头晕、头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难受得很。但治疗以外的时间还是很多的，我就利用这些时间趴在床上写点东西。在探视时间，我就和前来探视的一些同志谈谈思想，谈谈工作。有时还把有关同志请到病房来解决需要解决又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再就是和病友们下下棋，这就是我当时所想、所做的事情。

病友们听我现在讲得很轻松，也许会觉得我是在吹牛吧！不是的，我讲的这一切都是真话。当我清醒地知道自己患的是晚期肺癌时，我不愿意再给亲属和关心我的同志们增加更多的思想负担，一切痛苦和困难就由我自己承担吧。亲友们既然好心地瞒着我，我也就索性装糊涂。由于我没有任何反常表现，所以亲友们也都没有察觉到我已经知道了病情。就连和我朝夕相处的医生，护士也被我蒙在鼓里。

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怕不怕都是那么回事，又何必要怕呢？

所以自从我知道病情后，在生活上、情趣上，都没有什么变化。我自己不紧张，别人也就紧张不起来，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那除此之外，您认为对您康复有帮助的还有哪些呢？

我觉得首先是要：积极求医，配合治疗。

在我确定做手术的时候，经亲属挚友多方面调查，了解到解放军总医院以黄孝迈主任为首的胸外科医德、医术、医风皆被患者所称颂，便决定找他们手术。

因为我对医生产生了强烈的信任感，所以医生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接受。

在1976年9月6日，即在手术后的第六天，黄孝迈主任、康礼源副主任就决定请北京市中医医院肿瘤科郁仁存主任会诊，给我服中药。我只知道癌症厉害，至于怎么办，连一点点常识都没有，只有一切听从医生安排。

1976年9月16日～11月11日做放疗，每星期5次，共8周40次，总量70戈瑞。1977年1月21日做化疗，滴注氟尿嘧啶脱氧核苷，隔日1次，每次1克，共40天，20克。

在做放疗、化疗过程中，我的反应比较厉害。放疗中出现了放射性肺炎，咳嗽得很厉害，晚上不能入睡，痰是白沫。化疗时反应就更严重了，不想吃饭，一顿吃一两。不能睡觉，没有力气，头晕、头疼、下肢浮肿，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软，肝功也不正常了，白细胞降至3000，问题很多，服对症药物都不起作用。尽管这样，我还是相信医生，坚持服药治疗，并积极地进行配合。同癌症作斗争，这一条是不能忽视的。

尽管反应很厉害，我还是勉强坚持不躺下，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

其次，学习并练习郭林新气功，是我得以康复的新出路。

您能聊一聊这个过程吗？

在医院治疗期间，挚友罗明昭同志向我介绍了郭林新气功，说是能治癌，效果很好。开头我不大相信。我对气功不仅素昧平生，而且还有成见：认为那是歪门邪道，一个唯物主义者，不能在生死关头做有损"形象"的事，治不了病，还落个受骗上当，这样的蠢事我不干。

同志们还给我介绍偏方、验方，原来他们也是听来的。我拿着有的偏方去请教郁仁存主任时，郁主任说这已是十几年前的办法了，早就不用了。同志们给我介绍的办法很多，我都不急于采用，要经过一段调查研究，要了解医生的行医经历和病人的实践情况。对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介绍的什么新药、新疗法，凡是没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相当多的病例检验的，我一概不用。这并不是我不接受"新鲜事物"，而是由于癌这个病种的特殊性，决定我必须求稳、求准、求真、求实效。

对气功治疗，我也是持这样的态度。我没有接触过气功，要我去贸然接受气功治疗，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由于罗明昭同志对郭林及其用以治癌的气功有较深的了解，所以她再三要我去学习，并热情地向我介绍郭林新气功的有关材料和病例。我认真看过以后，又拿这些材料请教黄孝迈主任。黄主任看过以后说："看来这还是个出路"。这句话很有分量。它促使我考虑：我虽然不怕死，但不等于不想活；不怕死，也不能等死，而要活，就必须寻求生路。于是，我便决定去学郭林新气功，实地看看郭林新气功的"真面目"。

1977年5月，罗明昭同志领我到龙潭湖公园去见郭林老师。开头，郭林老师对我不大感兴趣，说："你们这样的人办法多，不肯下功夫，说不定练几天就不练了"。我说："我是被逼上梁山的，既然决定来了，我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前面我说过，气功究竟怎么回事，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我把气功想得很神秘。但是，到公园一看，原来就是这样摇摇晃晃，像扭秧歌，又没有扭秧歌好看。我心想，这玩艺儿能治病吗？！特别是癌症那么厉害，靠这么扭来扭去，就能把癌扭好？心里不免有点嘀咕。

可是了解到好多病人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有治好的病例，证明气功确实能治癌。最使人信服的是有两例硬皮病人，经过学郭林新气功，硬皮变成了正常皮肤，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有了明显改善。还有一例失掉手术机会的胃癌病人，他经过练气功，饭量从每天仅吃二三两主食，增加到每顿吃半斤。这不仅鼓舞了病人，连医生也感到惊奇。后来又听了郭林老师讲课，我觉得确实有道理，从完全不相信，到半信半疑，进而坚信不疑。于是我便下决心坚持学，坚持练。

由于我学得快，郭林老师比较满意。我做得认真，又能坚持，她更高兴。过了一段时间，又教学"吐音"。"吐音"就是放声喊规定的声音。喊起来不大习惯，也不好听。我想，做行功扭来扭去就够难看的了，现在又教"吐音"，喊得那么难听，真有点不好意思。可郭林老师说这是主要功法，为了治病，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她怎么教，我就怎么学，怎么做吧。

当时，这种气功还不普及，有的人见了很新鲜，有的人却产生误解。比如我早晨很早到外面做行功，有人看了便以为这是得了什么魔症。吐音比做行功更难了，当时我还不能远走，只能在院子里做。在院子里吐音很不方便。可吐音又是主要功法，必须做。怎么办呢？我就在室内做。等外面放广播操乐曲时，我就打开窗户放声喊。邻居听到了，以为出了什么事，便跑进来询问。我就忙着做解释，真不容易啊！

开头做行功时，体力不行，一次只能走二三百步就累了，这离治病的要求远着呢。我就采取"少吃多餐"的办法，每次少练点，每天多做几次，这叫量力而行。但是，还得按要求尽力而为，争取延长时间，提高质量。

经过3个多月，我的身体逐步好转，体力、精力都好起来了。饭量一天吃七八两。睡眠不仅入睡快，而且睡得踏实。

1977年4月30日出院，半年以后，转氨酶、白细胞正常了，拍胸片检查，病情稳定。当然，不舒服的感觉还是经常有的，胸部、腹部、头部经常有不定位、不定时的疼感，但没有出现新问题。

由于身体各方面渐渐好转，从1978年3月开始，我就到距离住地较远的北京玉渊潭公园八一湖畔去练功。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八九年来，每天3点起床，4点外出练功，8点30分回来，风雨无阻。大雨天，就找个自行车棚在里面练。刮六级以下风，都在公园练功。

您后来还恢复了工作？

关于恢复工作问题。开头，我以为根本不可能了。可是总不甘心，很想知道一些情况，便在不影响组织上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参加有限的一点活动。比如审查节目，不能连续看整场演出，就分两次看。今天看上半场，明天再看下半场。到1978年健康状况开始好转时，便能做点调查研究，思考一点问题。有时一次连续讲三四个小时的话，也不感到累。到1979年，健康状况进一步好转，我就正式上班了。

在我开胸探查之后，据专家判断，存活期不过1年左右。而当我存活一年以后，医生高兴地说：不简单。第二年又说：真不简单。到了第三年以后，则说：真是奇迹。到了第四年以后，最熟悉我的情况的康礼源主任、郁仁存主任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现在已经13年了。当然这13年不是一帆风顺的13年，而是风风雨雨的13年。

您认为郭林新气功真的能够治癌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如果我不坚持做郭林新气功，大概不可能出乎意料地活到现在。但是，对任何事物都不能绝对化，对于癌症谁也不能打这个保票。

我这两年出现了几次感冒，并引起肺炎，有位医生就用讥讽的口吻说：你不是做气功吗？怎么还感冒呢！这显然是对气功的一种偏见。一个晚期癌症病人已经存活13年，现在还健康地活着，这样的事实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当然气功不可能包治百病，练气功的人也不可能百病不生。这也是事实，并不奇怪。从1971年以来，坚持做郭林新气功的大量癌症病人的实践证明，郭林新气功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疗法。

癌症病人都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找到郭林新气功的。结果，有不少病人大大超过了预计的时间存活下来了；有相当多的人出乎意料地活下来了。难道这一切事实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很快地理解它。郭林新气功可以治癌，就我们这些练郭林新气功的癌症病人来说，虽然还不能做出圆满的解释，但活生生的事实，我们是感觉到了，人们也都看到了，难道还能否认吗？所以，我经常呼吁，希望专家们，特别是卫生领导机关，能够组织力量，认真研究气功治癌这个重要课题。对郭林新气功治癌，更应着力探讨。

对现在身患癌症的朋友们，您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癌症绝非不治之症，我讲这话是有根据的，这就是相当多的晚期癌症病人存活下来的事实。当然癌症也是不等人的。我们这些身患癌症的人决不能等，也等不起。我们必须以现在能够做得到而又比较有效的手段，坚持不懈地同癌症进行“斗争”。

现在回看您的癌愈经历，您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对于癌症，由于缺乏早期诊断和令人满意的治疗，所以一旦发现并确诊时，往往已是中晚期，其死亡率是很高的。目前我国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在逐年提高，已经接近国外最高水平。这就造成人们恐癌、畏癌的不正常心理。似乎只要得了癌，就必定要死亡，不可能有存活的希望。

再就是一些文艺作品的渲染，增加了人们对癌症的心理恐惧。如有的戏剧、电影、电视剧，为了激化矛盾，造成强烈的戏剧效果，就让戏中的关键人物（或与关键人物关系密切的人）患癌症。患者可以死，也可以不死。死了的就确诊癌症，不死的则是误诊。而让癌症患者出场的目的，就是叫他死（还没有看到有活下来的）。这样，就广泛地形成一种社会偏见：只要得了癌，就一定要死。这使有些人一旦经检查确诊为患癌症时，就如霹雷轰顶，死到临头。

由于怕死，而被死紧紧困扰，使自己在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打击和折磨，造成心理的、生理的多种症状。最明显的是吃不下，睡不着，生理功能失调，抵抗力下降，造成一些复杂的恶性循环，并不断加剧，甚至急剧恶化，过早地死亡了。更有甚者，有的患者由于心理极度失常，产生绝望而自尽了的。甚至有的医务工作者也发生类似情况。如果在癌症面前缴了械，精神一垮，就全线崩溃，癌细胞便如脱缰之马，得以肆虐逞凶，置患者于死地。这说明心病比癌病更严重。

另一些患者，由于能认识到心理因素和癌症的辩证关系，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开始也难免惊愕、困惑以及产生种种不安的思绪，但是能够较快地面对现实。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应该认识到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要坚信健康的精神能够保持身体各器官功能的平衡，激活抗病因素，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抗病能力，进而减缓癌细胞增殖周期，甚至使癌细胞逆转。

在同样治疗条件下，有不少患者由于对癌症能在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精神振作，治疗得当，从而超过预计的存活期，多活3年、5年、10年，以至更长时间，健康地活了下来。

您觉得自己是属于哪种情况呢？

当然是后者。

经常听到人们对疑难病患者做思想工作时说："要乐观、要坚强、要有信心"等等。所谓乐观，当然不是指得了癌症，而是指战胜癌症。哪有得了癌症还乐观的呢？我可不乐观，乐不起来。

但我对生活是乐观的，对人类终究能揭开癌细胞的奥秘、征服癌症是乐观的。至于在我可能存话的时间内，是否能征服得了，也许有这个可能，不过谁也不可能作肯定的回答。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有信心，相信我能实践对别人做思想工作时说过的话，相信我能经得起人生最后的考验。

我认为死并不是癌症病人的"专利"，健康人同样有这个问题，只不过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而已。所以我不把它放在心上，天天在那里琢磨。我不管病历上是怎么写的，也不管人们怎么议论，反正我的思想是平衡的，我的情绪是稳定的，我的生活是有规律的。我始终没有失掉健康人的思想感情。大家欢乐的事，我同样欢乐，大家开心的事，我同样开心。看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吃饭、睡觉、娱乐，没有任何反常现象。我还写点东西，和同志们谈谈思想，谈谈工作，解决一点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在我这样做的时候，有的同志还替我难过呢："死到临头，还蒙在鼓里"。我当然没有蒙在鼓里，我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的家属，尽管为我的疾病担心，为我的生活操劳，但是，因为我比较平静，周围的空气也就不太紧张，基本上是处在正常的生活秩序和平静的生活气氛之中的。大概就是因为我能泰然处之，没有受心源性、医源性刺激，因而才能平安地度过了最易使人惊恐不安的不寻常的时刻。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赢得时间和癌症作斗争，而在和癌作斗争的实践过程中，便逐步产生和增强了抗癌求生的信心和决心。

请您再随意跟我们说点什么吧？

我认为，癌症患者如果能够科学地把心理卫生和药物治疗结合起来，不受或少受心源性、医源性的刺激和干扰，在现有治疗条件下，就能够延长存活期，提高存活率。

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不仅仅是得病之初能否顶得住的关键，而且也是贯穿于抗癌的全过程之中，是取得疗效和康复的关键。
据一些资料表明，目前我国每年有八九十万人死于癌症。但根据我这些年来的见闻，准确地说，这个数字并不是直接被癌症致死的人数，而只是癌症患者死亡的人数。

其中，有一部分人是由于严重的恐癌心理，精神上解除了武装，以致恐吓而死的；另一部分人则是因误诊、误治，或乱投医而死的；还有一些人是因其他疾病而死的；只有一部分人才是真正被癌症折磨而死的，即直接死于癌症的。

因此，可以设想，如果能够避免前几部分癌症患者的死亡，争取后一部分癌症患者的情况好转，那么整个存活率肯定会大大提高，存活时间将会大大延长，存活质量也会大大改善。这样，癌症患者的死亡率则必将大大下降。事实上，这决不仅仅是设想，而是可以办到的。

本文的内容，百分之九十九摘录于高文彬老师的《癌症康复者谈抗癌》这本小书。原书九万多字，本文主要摘录了书中关于高老师癌愈的经历及体会，以访谈记录的形式分享，也借此文向高文彬老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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