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兵法中的形篇

学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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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篇”是《孙子兵法》中的第4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文中所说的“形”，并不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地形的意思，而是指军事实力及其外在表现，据说曹操曾为此注曰“军之形也”。本篇集中论述了如何依据敌我双方物质条件，军事实力的强弱，灵活采取攻守两种不同形式，以达到在战争中保全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在三国里，有关这方面的描述也是不胜枚举的，现在让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三国中与此有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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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在本篇开始时就阐明了他的一个重要观点：胜可知而不可为。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讲如何才能取胜。他认为胜利是可以预知的，但不能强求。而要让己方获胜，先要做到不会被敌方战胜，也就是说把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然后捕捉最佳时机战胜敌人。所以，善于打仗的人，先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后取决于敌人是否有隙可乘。三国中的三大战役对此进行了绝妙的诠释。


- J+ h# a! j6 Y& ]( _: M6 T% [& Z! e         官渡大战，面对袁军数倍于自己的优势兵力，曹操选择了积极应战。先后在白马，延津接连打败了对方的两支先头部队，并斩杀了袁绍手下二大名将颜良，文丑，把袁军阻挡在官渡一线，不能前进半步。此二仗胜利的意义，正如第30回中，荀彧对曹操所言：“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这就是把战争的主动权操在自己的手里了，而且令袁军处于进退不得的尴尬局面，想胜曹操没指望，要撤军又怕被曹军乘胜追击，以致一败涂地。袁大将军的处境顿时变得异常艰难起来，而曹大丞相则静待时机，寻找敌方的薄弱环节发起主动攻击，以消耗对方的实力，打击袁军的士气。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在第30回里，曹操命部将徐晃，史涣领兵袭击了袁将韩猛的运粮车队，大获成功。而袁军从此成了惊弓之鸟，开始担惊受怕起来了。为确保自己的后路不被曹操截断，袁绍紧急派遣大将淳于琼带重兵防守自己的命根子-------乌巢大营。但此“亡羊补牢”之举却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一生。胜利的天平开始朝着曹操倾斜了，胜利的那一点曙光慢慢展现在曹阿瞒的眼前。那淳于琼虽然勇猛，但性刚好酒，军士多畏之；既至乌巢，终日与诸将聚饮。最后，曹操在得到了反叛的袁绍谋士许攸的帮助下，利用已获得的袁军口令，亲率5千精兵，神不知鬼不觉的夜袭乌巢，放起了一把大火，把袁军所有的希望烧得干干净净，然后回师猛攻袁军大营，取得了官渡战役的最终胜利。曹操的胜利，正是孙子在“形篇”一文，对于取胜理论中的“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之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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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段，孙子十分明确的指出：想要不被敌人战胜，在于防守严密；想要战胜敌人，在于进攻得当。三国中的周瑜和陆逊都是忠实执行这一方针的典范将帅。对于曹操在赤壁大战上的失败原因，有人认为是其统率的主力部队，北方军人们普遍缺乏水战经验的缘故，这也是其中之一。而我认为，这和吴军统帅周郎在战前采取了正确的防守战术密不可分。曹操兵至赤壁时，其军队并没有止步不前，军中也有一支在人数上超过吴军，作战经验方面并不弱于东吴水师的荆州水军。在书中第44，45回里对此都有描述，周郎曾与孙权曰：“荆州水军，不过七，八万耳”但大家要记住，周瑜所率吴军总数才三万人。在三江口，曹军初与吴军水战便告失利，不得已退回江北。周瑜夜探曹军水寨，大惊曰：“此深得水军之妙也！”问“水军都督是谁？”左右告曰：“蔡瑁，张允。”瑜思曰：“此二人久居江东，谙习水战，吾必设计先除此二人，然后可以破曹。”说明荆州人还是非常熟悉打水仗的，之所以会败北，“久不操练耳”倘若假以时日，加以训练，完全能和东吴水军一争高下。最后，周瑜设巧计使曹操斩杀蔡，张二将，替江东除去了一个心腹大患。周瑜为此非常得意：“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剿除，吾无忧也。”可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周大都督并没有趁此良机向曹操展开大举进攻，而是按兵不动。按理说此时的形势对吴军极其有利，敌军懂行的专家没有了，换上了对水战一窍不通的门外汉；荆州水军经此一变，真如周郎预料的那样：“怀疑未服”；而曹操的北军不熟水战，多生疾病。一切皆如公瑾所说：“夫以久疲之卒，御狐疑之众，其数虽多，不足畏也。瑜得五万兵，自足破之。”而周瑜却反其道而行之，弃攻势，采取守势，根本原因在于时机未成熟耳。因为他缺少了一个最关键的胜利因素------风向，破敌制胜的东南风！故周公瑾在首战告捷，次以谋胜敌的情况下，仍采取防守策略，主要是为了寻找对方的空隙，等待机会罢了。最后，东风的到来，为周瑜彻底打败曹操，取得赤壁大战的全胜，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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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陆逊能在彝陵，猇亭战胜强敌刘备，关键还在于他在战前采用了“稳守反击”的正确策略。第83回，由于陆逊十分强硬的要求部下遵照自己的命令，只守不攻，使得蜀军的进攻势头被逐渐削弱，不得已退入森林中以躲避炎热的酷暑。在见到敌方的锐气已被自己固守不出的战术消磨殆尽，陆逊这才下令，向蜀军发起最后的大反攻。小陆这么做，是因为他深知：“刘备举兵东下，连胜十余阵，锐气正盛。今只乘高守险，不可轻出，出则不利。但宜奖励将士，广布守御之策，以观其变。我坚守不出，彼求战不得，必移屯于山林树木间。吾当以奇计胜之。”只有把篱笆扎得紧了，才能保证自己获取最后的胜利。陆逊可谓是深谙此道。最后，陆子赢得了彝陵，猇亭之战的完胜。以上三个经典战例都说明了孙子关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攻守方法，在作战中努力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寻找敌人的可乘之机，以压倒性的优势，予敌以致命的打击这一伟大战略思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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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孙子在此也坦率的承认：再优秀的将领，能够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但却不能做到使敌人一定被我战胜。也就是说，胜利可以预知，但是不可强求。诸葛亮六出祁山终告失败，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尽管诸葛亮在北伐途中取得不少胜利，但终究扭转不了整个战局，最后无奈地宣告失败。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曹魏政权都没有让蜀汉有可乘之机。魏国政局稳定，内部团结，政令统一，社会安定，无天灾人祸。它首先在天时方面没有空子让对手可钻；其次，魏军事先占领了有利地形，使得蜀军失去了在地利上的优势；最后，魏国最优秀的军事家司马懿采取的以守为攻，打持久战的正确战略思想和战术方法，又把蜀军最后一丝希望，企图凭借精兵强将速战速决的美梦给彻底的粉碎了。故孙子在文章的起首一段就感慨道：“胜可知而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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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三国中的能征惯战之将的用兵之术，莫不如此。比如吕蒙，为了夺取荆州，不惜装病，并郑重其事的把指挥权交给陆逊，以此来麻痹关羽。在成功欺骗了关公后，立即亲率大军，“白衣渡江”，有如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荆州城下，兵不血刃拿下了荆州；另外，司马懿倍道而驰，八日抵达上庸，擒斩孟达也是一例。当然他最得意之作，就是装年老风瘫，骗过政敌曹爽。再趁对手远离权力中心，出城打猎之机，发动政变，从而获得了成功。这二人也是个中的高手。


         孙子还说：“胜利者。。。其所以不会有差错，是由于他们的作战措施建立在必胜的基础之上，是战胜那些业已处在失败地位的敌人。善于打仗的人，总是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不放过任何击败敌人的机会。”曹操在官渡战胜袁绍，就是因为他采用的作战措施得当，而袁本初正如曹操谋士郭嘉在第18回所陈的“十胜十败”说中所分析的，早就处在失败的边缘上了。他的强大只是暂时的，是完全可以被击破的。曹操确实会打仗，在官渡大战中，一方面他想方设法战胜袁军，使己方处于不败的优势，以期在心理上压倒对方；另一方面，积极寻找战机，稍有机会立即抓住不放，从而赢取了胜利。反观袁绍，其违背谋士田丰的良策，以攻为守，结果只要进攻势头被对方遏止，就一筹莫展了。最后在良机到来之时，又畏得畏失，优柔寡断。让幸运女神转身叩开了曹操的大门，也彻底的关上了他的希望之门；周瑜在赤壁取胜曹操，除了周公瑾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对头外，也正如诸葛亮在第43回里为孙权所分析的那样，曹操其实早就失败了：“曹操之众，远来疲惫；近追豫州，轻骑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士民附操者，迫于势耳，非本心也。今将军诚能与豫州协力同心，破曹军必矣。”事实恰如诸葛亮所料，曹操败局已定。在等到合适的时机后，有如天助的东南风到来之后，胜利女神也就顺理成章地降临到了江东；陆逊在猇亭大破刘备也是如此。他首先让己军坚守勿动，对于蜀军任何的挑衅行为置之不理，甚至连部下纷纷提议，派兵前去解救处于危难之中的孙权的侄子孙桓，也不予理睬。硬是没让蜀军逮到任何空子可钻，反倒是实在撑不下去的蜀军，按照陆伯言事先预料到的，乖乖地钻进了陆子为他们早就设计好的圈套中去了。最后成就了三国中最年轻的军事统帅的美名。所以，孙子曰：“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而三国中那些失败者，正如孙子说的：失败的军队，却总是先同敌人交战，而后企求侥幸取胜。官渡的袁绍，赤壁的曹操，彝陵的刘备，莫不如此。他们无不是在战争的前期就匆匆忙忙的急于和对方开战，企图以优势兵力一战定乾坤，结果反而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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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又说道：善于指导战争的人，必须修明政治，确保法治，从而能掌握战争胜负的决定权。被誉为西方近代军事之父的德国人克劳塞维茨曾明确表示：“战争只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方式的延续”。的确，一个国家如果政治稳定，领导人德才兼备，国家法律法规完善健全，百姓安居乐业，一旦发生战争，那么这样的国家获胜的赢率是非常大的。反之，如果一个国家民不聊生，政局动荡，天灾人祸不断，官员们腐化堕落，国家的领导人昏庸残暴，而它还能打胜仗的，从没听说过。三国初期，实力最为雄厚的军阀袁绍之所以失败，首先在政治上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不光是其谋士田丰在第22回所提到的：“兵起连年，百姓疲弊，仓廪无积”这些表面现象，更如曹操谋士荀彧在同一回里对袁绍谋士们的评论：“田，许，审，逢等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纵有百万，何足道哉！”内部早已分崩离析了。何况由于袁绍溺爱不明，长子谭与幼子尚彼此视若水火，袁集团内部也分裂成二派，互相仇视，都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因此，袁绍的败亡也在预料之中，就算他战胜了曹操，由于内部矛盾的激烈，迟早也是要垮台的；而孙权能二次战胜强大的对手曹操和刘备，其内部团结，政局稳定，官员们各尽职守，孙权本人又雄才大略是关键。这些政治上的因素确保了东吴不仅获得了二次经典战役的胜利，更是吴国能三分天下的基础。因此，我认为政治是决定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吴，蜀二国的灭亡，与他们昏庸残暴的主子是有密切关系的。蜀汉的亡国，有人归咎于诸葛亮，姜维连年北伐，耗尽了国力。这只是其一，关键在于蜀国在政治上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书中第115回，魏权臣司马昭因蜀将姜维屡次北伐，深恨之，与亲信们商议对付的办法。贾充主张派一名刺客刺杀姜维，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荀勖则坚决反对，曰：“不然；今蜀主刘禅溺于酒色，信用黄皓，大臣皆有避祸之心。姜维在沓中屯田，正避祸之计也。若令大将伐之，无有不胜，何必用刺客乎？”昭大笑曰：“此言最善。”要说政治家毕竟是政治家，司马昭的才干不亚于其父司马懿，对问题的实质看得是一清二楚，尤其政治方面的嗅觉是异常灵敏。通过一个国家领导人日常的所作所为，他就知道自己是不是胜券在握了；吴国的垮台，也与政治有关。其最后一个主子孙皓残虐无道，杀人如麻。在同盟军蜀国和敌人魏国相继灭亡后，不思悔改，竟异想天开的命令将军陆抗陈兵于边境，企图入寇晋国，以取术士的吉言：“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谨慎小心的陆抗在仔细观察敌方的情况后，向吴主皓提出了晋不可伐之议，并劝皓修德慎罚，以安内为念，不当以黩武为事。也就是劝谏主子要先在政治方面做些改善，才能谈战争的问题。却被自大残暴的吴主认为有通敌的嫌疑给罢免了兵权。晋国老将羊祜得知后，上表晋武帝炎，请乘机伐吴。武帝没同意。老羊亲自向皇帝进言曰：“孙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战而克。若皓不幸而殁，更立贤君，则吴非陛下所能得也。”炎乃大悟。已灭二国的晋国，对付三国中最后一国，还要乘它国家政治最腐败时动武，否则胜负未定。由此可见政治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孙子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政治才是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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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  |& \4 p3 {3 m           最后，孙子强调，兵法的基本原则有五条：一是“度”，地盘的大小；二是“量”，物质基础；三是“数”，人口数量；四是“称”，军事实力的强弱；五是“胜”，战争的胜负成败。孙子认为，只有在前四个都尽占优势的情况下，战争才能朝着胜利的方向发展。处在这种有利条件下指挥出来的军队，和敌人作战，无往不胜，所向披靡，就像“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如同在万丈悬崖决口的积水，汹涌直下，一泻千里，有如万马奔腾一般，势不可挡。这就是军事实力的“形”。三国的最后一战，晋灭吴一役，就是本篇最好的注释。强大的晋军一路上如摧枯拉朽一般，所向无敌。几乎没有遇到大的，比较像样点的抵抗。已病入膏肓的吴国已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是节节败退，最后，牛渚一役，吴军彻底地失去了招架之力，晋将王濬在东吴降将张象的引导下，直抵石头城下。逼得吴主皓自缚请降，从而彻底的结束了三国这段在中国历史上虽短暂，却辉煌的时刻。看晋军之胜，与孙子所说的兵法的五项基本原则是不谋而合。但究起深层次的原因，还在“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身上，这三大要素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政治。战争离不开政治，而要打赢战争，政治在里面起了主导作用，其中国家领导人的好坏则是重中之重。晋臣羊鈷尽管没有参加晋灭吴之战，且在战争爆发前早就去世了，但他对三国最后一战的预判却是极其准确的。难怪在灭吴的捷报传到晋国朝廷后，群臣皆贺上寿。晋主炎执杯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亲见之耳！”司马炎确实应当感谢羊祜，没有他的提醒，晋武帝还下不了灭吴的决心。而对于政治家来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永远是政治，只能是政治，也只有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