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人物的名字为什么都是一个字

学无止境 · 发表于 2024-2-26 19: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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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姓、氏、名、字是四种截然不同的东西，直到近代，才归类为「姓氏」和「名字」两个单元。

一、姓氏

从最早的母系氏族说起，每个部族都有着共同的女祖先。这时成年女子要留在本氏族，与其他氏族的同辈男子实行群婚。而男子则要前往外氏族，和别的女性生育后代。在这种社会关系之中，子女往往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也就只能随母取姓。在古姓之中，不少都有「女」字旁，比如：姜、姬、嬴等等。这些都是族姓，「姓」是旧有的族号。

随着人口的扩大，一个部族自然分成不同的支系，并且逐渐独立。此时为了加以区分，每个支系会为自己设立另外的称号，这就是「氏」的来源。例如，商族人祖先姓子，后来才分出殷、来、宋等氏。氏的来源多样，可以来源自祖先的称号，例如轩辕。可以来源于祖先的职业，例如巫、陶。此外还有很多来源，不再一一列举。

姓的历史比氏悠久，并在社会变迁中逐渐被氏取代，并呈现出一定的阶级特征。《通志·氏族略序》中提到「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例如「司马、司徒」就是脱胎于官位的氏，「文、景、武」是多发源于祖先谥号的氏，「鲁、楚、秦」是来自生活地点的氏，往往「氏」不是贫贱之人可以有的。

在周朝之前，姓和氏分治不同的功能。男女之间，姓同氏不同，不能通婚。而姓不同氏同，则可以通婚。先秦时期，只有贵族才能使用姓氏，比如「庖丁」就是名叫丁的厨子，公输班叫「鲁班」却不姓「鲁」，只是「鲁国的班」。到了秦汉时期，姓与氏才逐渐统一成一个东西，发挥同样的社会作用，也走入寻常百姓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女性而言，姓氏比名字更重要。出嫁以前，在姓之前加上「孟、伯、季」等排行作称呼。出嫁以后，在姓前加以所出身的国名，比如「齐、秦、鲁」。称呼妇女的时候，也往往在其姓的后面加上一个「氏」字，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张氏、王氏、徐氏」。这类体制，后世多有演变，但在先秦时期业已形成。

二、名字

名和字的区别在很多文献上写得明白，如《礼记·檀弓上》所言「幼名，冠字」，人在出生的时候无名无字，出生三个月之后，会起名字，这就是「幼名」。而在成年之后，行冠礼，则「冠而字之」，可以走入社会了。《礼记·士冠礼》中有言「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成年之后，长辈们起的「名」就不适宜在社交场合直接称呼了，得取一个供平辈、晚辈人称呼的新叫法，就有了「字」。

「字」是男女皆有的，不是男性独占。《红楼梦》第三回中，贾宝玉问黛玉「妹妹尊名」，黛玉说了名字。但宝玉问「表子如何」的时候，林黛玉说「无字」。这是因为黛玉年龄未到十五岁，又没有婚配，就没有自己的「字」。《礼记·内则》中说「女子十有五年而笄」，这是说女子的成人礼在十五岁，之后就可以嫁人了。在这个时候，就有了自己的「字」。所谓的「待字闺中」，就是来源于此。

「字」可以是一个字，也可以是两个字，但以双字者居多，更长的少见。比如屈原，名平字原，就是单字。岳飞，名飞字鹏举，就是双字。取字的方法有很多，但一定要与「名」有所关联，《颜氏家训·风操》有言「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正是此意。可以取近义，也可以进行一些比喻延伸，甚至可以反义相对，方法多多，在此就不赘述了。

三、别号

「别号」又称「别字」，简称「号」。字数不限，王安石号「半山」，范蠡号「陶朱公」，苏轼号「东坡居士」，都可以。有些时候以故乡、官职称呼别人，也是「别号」的一种，比如王维为「王右丞」，柳宗元为「柳河东」等等。

帝王、士大夫有的「谥号」、「庙号」，也都是「别号」的一种。例如，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齐桓公」、「楚庄公」等等。

一般来说，一个人可以有无数个「别号」，只要自己乐意，起多少都可以，自己随意掌握。

四、传统用法

拿我自己为例，我姓徐，名博闻，字俊葵，号紫阁。（只是举例，现在社会不必拘泥如此）

「名」是长辈来叫的，一切血缘长辈，都可以之呼「博闻」。自称、卑称时，也可以用名字。平辈之间，如果关系非常亲近，在私下也可以直接称名。特别注意的是，在尊长之前，一切的自称都要用「名」，而不能用「字」或「号」。《出师表》的第一句，就是「臣亮言」，所以如果给谦卑写信，只能用「晚辈博闻」如何如何开头，别的都是失礼。

在与一般的同辈、晚辈的交往之中，对方必须称呼我的「字」，如果直接叫「名」，就是冒犯。「直呼其名」、「指名道姓」一直都不是什么褒义词，就是从这里来的。比如同学之间，都应该称呼「俊葵」，而不得直呼「博闻」，这是一种对对方的尊重。而上司、领导与我对话的时候，虽然道义上讲是可以直接呼「名」，但一般也是以「字」相呼，表示客气与尊敬。刘备称呼诸葛亮，也都是叫「军师」，如果直呼其名，必然是有情绪在里面，也是一种不尊重。

至于「号」，就多在文人雅士之间相互使用，用来自称也非常方便。现在还有不少朋友，习惯叫我「紫阁」，而不叫「博闻」。这种情况，即便放在古代，也是十分恰当的。

但是对于历史人物而言，他最广为人知的称呼，可能是「名」，也可能是「字」，也可能是「号」。估计是哪个顺口好记，就容易流传。比如郑板桥本名郑燮，字克柔，号板桥道人。板桥好记好认，说郑燮、郑克柔是谁，认知率就低了。齐白石名纯芝，号白石山人，就以白石传世。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现在也多叫苏东坡，还有东坡肘子流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总而言之，「字」是古代知识分子之间最常用的称呼，而「名」、「号」的使用范围都比较狭窄。这体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柳南随笔》有言「古人敬其名，则未有不称字者」，此言得之。
五、总结

现今社会习惯已经有了诸多改变，但对一个人的称呼，依旧是人们需要好好斟酌的事情。对人名的称呼是否得体，往往决定了第一印象如何。尤其在中国，有多少人会对长辈、上司直呼其名呢？

称呼一个人的方式，往往带着褒贬色彩。对于曹操，我们可以叫「曹操」、「曹公」、「孟德」、「魏公」、「阿瞒」、「阿瞒小儿」等等，每一种带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十分有趣。也正是因此，在对人称呼的时候，才需要格外注意。

一个小小的名字，可以决定的事情很多。给下一代起名字，怎么称呼别人的名字，对古人的名字怎么解读，都是可以大做文章的事情。「姓氏」和「名字」的演变，是与中国文化千年来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这里面值得挖掘的内容还很多。

看了《三国演义》之后，有人提出问题：为什么三国时绝大多数人都是单字名?的确是这样，翻开历史看看，整个的东汉、三国这300多年间的人名，几乎全是一个字，双字名是极少极少的。《后汉书》、《三国志》中的人名，间或有两个字的，但这些人，有的是隐士，如庞德公、邓卢叙；有的是乳名，如刘盆子、郑小同；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黄承彦、苟巨伯。知识分子、官员、显要是找不出双字名的。这真是怪事。
问题出在王莽身上。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他捡起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王莽这个人对“名”特别重视，他一上台，就闹起了一股改名风。首先把中央各级官名改了，然后是大改地名。今天改了，明天又改回来，弄得人不知所措。后来，甚至将“匈奴”改成“降奴”，“单于”改成“服于”，由此引发了民族战争。王莽对姓名更是大下功夫。他对自家的“王”看得特别重，对许多刘姓皇族和有功部下赐姓“王”，以示恩宠。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爷爷和爹爹，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让人画出了画像，还刻了铜印三枚，与其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虽然是亲孙子，但这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杀了。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汉书·王莽传》又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之语，意思是说，匈奴单于依顺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个字。可见，当时不但有禁止使用双字名的法令，而且还影响到了匈奴。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王莽说话不算了，却一直也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风气，认为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现在，人人全是单字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单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
三国时的人名，告诉我们，人名有极强的阶段性，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命名特点。知道了这些，有的人一看名，他是什么时代的，也就能估摸个差不多。
“司母戊鼎”是我国最著名的青铜器，其中的“戊”就是商代的一个人名。商周两代人好用天干、地支作为人名。商汤王之后的商王有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等等。辅佐周文王的傅丁，及后来的庖丁，秦国名将白乙丙，也以天干、地支为名。天干、地支，其实就是现在的数字，跟一二三四一个意思。
春秋战国人，姓名中间常加一个“不”字，如任不齐、韩不信、申不害、陈不古、吕不韦、萧不疑等，这个习惯一直沿续到东汉，那时更有直不疑、高不识、公上不害等。这里的“不”只是发声词，并没有实在意义。春秋时还有个习惯，有姓名之间加“之”，如介之推、烛之武、孟之反。春秋战国之前，取名很随意，常常是指物为名，孔丘、颜回、孔鲤、司马牛、李耳、墨翟，这些名都是出生那一刻，大人见到了什么，就以什么取名。
汉代人名非常重视排行字，名或字中常有“孟”、“伯”、“仲”、“季”、“叔”、“元”、“长”、“次”等字。汉代人的字中还多用“子”，如，司马迁字子长，苏武字子卿，赵云字子龙，韩安国字子长。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我国兴盛起来。人名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吕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文中论及，时人以瞿昙、悉达、菩提、菩萨、罗汉、弥陀等佛教人名或术语直接用于人名的就达36种之多，而用与佛教有关的一个字如“佛、僧、昙、法、道”等同其他字配合成名的，就更是多了。《南北史表》载，当时，“僧”字在命名上的流行，仅次于“之”字。这时候，字常是名加一个字组成的，如，谢安字安石，杨秉字秉节，范宣字宣子，颜延之字延年，侯景字万景。名中带“之”也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如，王羲之、王献之、祖冲之、裴松之、顾恺之、刘牢之。
魏晋南北朝还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北方十六国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北魏时，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曾下令鲜卑人改汉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拓跋”改为“元”。一共有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改贺葛为葛，是类为高，去斤为艾，屈突为屈，独孤浑为杜等。鲜卑人宇文觉建立北周后，又令所有改为汉姓的鲜卑人恢复原姓，并以鲜卑姓赐汉族功臣。于是，出现了一批新姓，如长孙、宇文、徒河、普六如、大野等。
唐代人名更多地承接了南北朝的习惯用法，自身的突出特点是喜欢用排行称呼，在唐诗标题中就能见到：元二、卫八处士、张十八员外、刘十九、丘二十二员外，公孙大娘、黄四娘。因古人是大家族一起排行，就有了“李二十五”、“赵三十二”。唐代人名中“己”、“予”、“彦”，也比以前多了起来。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异族外邦争相来朝。如李白之父来自西域，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但他们全用的是汉族姓。许多外族人姓了“李”，有的是自己想沾皇帝的光，有的是皇帝赐给的。
唐人和宋人不但喜爱用排行称呼，民间取名也常用数字，如一个人名“四六”，原来是出生时，父亲24岁，母亲22岁，加在一起是46。如果娘23，爹25，生下孩子就叫“四八”。从宋代开始，双字超过了单字名，以后双字名越来越多。
辽、金、元是少数民族政权，这是我国命名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一是，名中多用“哥”、“奴”等字；二是许多人有两种语言的名，如，辽太祖，一名阿骨打，又有汉名；金代的兀术，又名宗弼；金世宗名哈喇，又名。同时，也有一些汉族人取了少数民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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