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外出打工挣了钱，却不敢消费？究竟是什么原因？

一个人 · 发表于 2024-12-11 18: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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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居民消费不足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这个难题的特点是中国居民多年来持续的高储蓄与低消费行为。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WDI）的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 38.7%，而近些年来日本居民消费率最低点为48.2%，韩国居民消费率最低点出现为 49.3%。说明现在中国居民的消费与近邻的国家存在明显差距。相应地，国家多年来都强调消费在拉动经济中的重要性。

2018 年国务院印发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逐步缩小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再次强调了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目标，可见解释中国家庭消费行为已刻不容缓。

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

考量到中国家庭的消费问题，不可忽视的是农村家庭流动的消费。国家统计局2021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 农民工总量达到 29251 万人，外出农民工17172 万人。

近 5 年以来，农民工的人数已经超过了 2.8 亿人，这代表着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群体的消费却一直被忽视。进一步降低了对城乡流动人口户口的限制，流动家庭的社会保障将更加完善，可以预期这将促进城乡家庭流动，进而增加对国民消费的影响。

在当前经济增速减缓，收入增速减少与家庭低消费率的背景下，探讨农村流动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为何不敢消费

现有消费理论不能很好解释中国居民实际的消费现象。大量专家从生命周期假说、预防性储蓄理论、相对收入假说的角度出发，试图解释中国居民消费低迷的情况。但是在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中发现，这些理论对中国消费不足的解释并不到位：生命周期假说和预防性储蓄假说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解释，与实际状况不相符，而相对收入假说对中国居民消费的解释还存在争议。

专家们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户籍对农村流动家庭消费的影响，一是户籍制度对家庭消费的限制，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首先关注户籍制度对家庭消费的限制作用。

城乡户籍的存在使得移民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当地的城镇户籍居民。其原因是农村流动人口作为农业户籍中的一类特殊群体，受到了户籍的制约。他们无法享受到同农业户籍家庭一样的社会保护的覆盖，也无法获取与城市户籍人口等同的医疗、教育等保障性权益。流动家庭和当地城镇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可用户籍相关的制度因素解释。

另外，还有专家用户籍歧视解释了“乡-城”流动家庭收入水平低于“城-城”流动家庭收入的原因，进而会对家庭消费会产生影响。然而，细分消费类别发现，户籍限制可以解释流动家庭在大件耐用品上消费比城镇居民少多少 20%的情况，但是无法解释在医疗及通讯支出上，流动家庭支出高于城镇居民的现象。

另一部分关注户籍制度改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城镇化建设的提出让户籍限制逐渐放宽，旨在为农民工逐渐消除社会制度上的障碍，实现市民化的转变，这有助于农村流动家庭转变为消费潜力巨大的群体。户口改变可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支出。

区分消费结构发现，农村流动家庭市民化有助于增加居住、医疗和教育上的支出，但是无法解释其他支出没有变化的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城镇化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一直存在。城市化发展可以促进家庭消费的提高，但是如果城市化速度太快，会导致消费不升反降。

他们将这一结论归因于户籍城镇化建设远远落后于人口城镇化进程，这会阻碍流动家庭的消费增长。有专家从人口城镇化的角度，用身份认同解释城镇化抑制家庭消费的原因。

虽然农村地区人口不断向城镇地区转移，但是农民工并未获得身份认同感，阻碍了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融合。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感，将有助于城镇化进程中家庭消费支出增加。这说明在促进流动家庭消费时，放宽流动家庭户籍的限制远远不够，还需要关注城镇化的进程，加强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感，才可有效促进户籍城镇化的作用。

上述文献对户籍制度对农村流动家庭消费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随着户籍对流动家庭消费的影响逐渐减弱，城镇化进程中家庭消费情况还存有争议，还需关注其他影响农村流动家庭消费的因素。

影响农村流动家庭消费的其他因素还围绕不确定性展开，包括了收入水平、预防性储蓄和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发现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流动有助于增加家庭的收入，消费也会随之上升。然而利用中国追踪调查数据的微观数据，认为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劳动力流动收入的增加未能对消费产生影响。

不确定性会导致家庭增加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备不时之需，从而减少家庭消费。预防性储蓄对流动家庭消费的影响。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越来越多的流动家庭投保了失业保险，而这些保险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确定性的存在，降低了家庭预防性储蓄的动机，有助于提高家庭消费。

随着户籍的影响逐渐减小，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流动家庭会与城镇居民享有相同的社会保障，生活中面临的不确定性逐渐减少，但是农村流动家庭消费潜力仍未得到较好地释放。

综上所述，收入差距很可能会促进家庭地位寻求的社会资本投资，进而对消费产生作用，但是社会资本起到正向作用还是负向作用并不明确。当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引起家庭追求社会地位的心理时，社会资本可作为一种途径让农村流动家庭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使得家庭无需通过改变消费行为的方法来实现地位提升，影响了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的作用。

但是收入差距扩大也会使得流动家庭过多投资社会资本，这很可能会挤出家庭消费，同样影响了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比较城镇家庭与农村流动家庭的消费结构发现，农村流动家庭比城镇家庭在其他支出上的消费水平更高，在居住支出方面，二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城镇家庭在支出中的消费水平均高于农村流动家庭。

这很可能是由于农村流动家庭在流入地未购入房产，为了满足其外出劳动力的居住需求，需要支付外出务工人员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和相关其他支出，挤出了其他消费支出。

比较农村流动家庭与未流动家庭的消费结构发现，农村未流动家庭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支出高于流动家庭，流动家庭在食品支出、居住支出、衣着支出、设备服务支出、交通通信支出、教育娱乐支出水平都显著地高于农村未流动家庭的消费水平，二者在其他支出上的差异不明显。

为什么农村流动家庭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较高，而无法享受到农村和城镇公共医疗服务的农村流动家庭在此类支出反而较低？对此的解释是：不同地区的医疗资源的配置存在差异，农村流动家庭可以通过流动到医疗资源配置较高的地区，花费较少的钱就能恢复健康，提高了农村流动家庭的健康状况。而农村未流动的家庭只能去当地医院，而有限的医疗资源可能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才能恢复健康，从而支出了更多的医疗保健费用。

在 2015 年至 2017 年间，城镇家庭与农村流动家庭、农村未流动家庭与流动家庭在收入均值间的差异均增加。但是简单地从收入均值差异无法判断这三类家庭间收入差距的变动。

用基尼系数计算出这三类家庭间的收入差距情况，数据显示，农村流动家庭与城镇家庭间的收入差距最小，其次是流动家庭内部的收入差距，与农村未流动家庭间的收入差距最大。

另外，2017 城镇家庭与农村未流动家庭的收入基尼系数是 0.5739，而城镇家庭与农村流动家庭的基尼系数是 0.5044，这说明农村家庭因家庭成员的外出务工，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使得收入趋近于城镇家庭，但是仍然难以获得与城镇家庭同等水平的收入，收入差距仍然存在。

对比两年前数据发现，流动家庭与其他三类家庭的收入差距均在减小。其中，流动家庭与城镇家庭间收入差距缩小较多，与农村未流动家庭的收入差距缩小较少。

小结

收入差距对消费的负向影响可通过增加社会资本而减弱。但是农村流动家庭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弱关系社会资本量都较少，这会阻碍外出务工人员在当地社区的融入，社会资本的积累难以转换为社会地位的提高。

另一方面，较少的社会资本也会影响流动家庭预防性储蓄的持有，进而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政府需要完善社会资本获取渠道，通过培养基层干部、组织社区活动、春节慰问、入户摸排、政策宣传等相关工作，帮助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生活，才能使得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真正地释放出农村流动家庭的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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