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注《三国志》开“史注”先河

学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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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帝令谢灵运撰《晋书》未成，令裴松之注《三国志》。裴注距离真正的史书还有一步之遥，比较标准的官修前代史到南齐才正式出场，亦即沈约《宋书》。

: b$ V6 ~3 U' }- }, ~裴松之《三国志注》由于其开创性的“史注”特质而成为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中倍受重视的作品。在《上〈三国志注〉表》里，裴松之把他的注文概括为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类。前两类注文补充陈寿漏载之事、存录一事的不同说法，在裴注中占绝大多数，所以清人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这两类又细分为四项。后两类注文对显然的失误加以驳正、对史事或陈寿书加以评论，一般会冠以“臣松之案”或“臣松之以为”，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由于更能凸显裴松之的史学意识，很受学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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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G: Q1 V% L) X" C; K! }前两类“补阙”“备异”的注文，很早就被视为辑佚中古史书的渊薮。今天中古史论文引用裴注，习惯上也要指明是裴注引用的哪一部书，甚至可以只说是某书之语，而把“裴注引”放进注脚。可以说，人们通常不把裴注的这两类注文当作裴注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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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有个著名的故事，在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里，曹操因行刺董卓失败逃亡，途中杀故人吕伯奢一家，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个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正文，而见于裴注。这条裴注引用了三份文献，一是王沈《魏书》，一是西晋郭颁的《世语》，一是东晋孙盛的《杂记》。这个顺序，从书的种类来看，先正史，后杂说，符合一般思路；从书的年代来看，也是由早到晚。除此之外，还可以注意三份文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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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 ]( z4 e" }4 T: z4 s《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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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的引文先交代曹操逃亡的背景，与陈寿正文衔接，再引出过故人吕伯奢之事；后两条引文则只描述关于吕伯奢的故事，而且越来越细节，《世语》包括曹操来到伯奢家直至夜杀八人而去的全部经过，《杂记》则专门描述了曹操因听到异响起疑杀人，又发出“宁我负人，无人负我”的感慨。三份文献在内容上也构成层层递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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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平元年曹操征陶谦，《三国志》正文记是由于曹操父曹嵩“避难瑯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在这句话下面裴注先后引用了《世语》和韦曜《吴书》，从部类或时代来说都不符合一般顺序。不过，《世语》的引文情节完整，而且和《三国志》正文口径一致，说是由于“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而导致曹嵩“阖门皆死”。《吴书》则说陶谦本是派遣都尉护送曹嵩，但途中这位都尉杀掉曹嵩，劫取财物逃走，曹操由此归咎于陶谦。多看一些裴注，就会发现裴松之排列文献的实质依据不是种类、时代，而是内容的逻辑联系。换句话说，裴注由始至终蕴含着注释者的意志，只是多数情况下没有特别说明，直接体现在对引文的剪裁排列中了。

顺着这样的思路再读裴注，会发现它注事、注人、注家族，依事实之同异、视角之远近或时间之先后展开叙述，和编纂史书的要求相仿，只是它还在尽量保持所引资料的原有属性。如果抛开这层顾忌，删去重复，加以润饰，不难摇身一变成为一部新的三国史。关于中古时代编纂史书的具体操作方式，没有什么直接资料，不过可以想象，搜集资料以后需要一个排比整理的过程，裴注完成的就是这种工作。裴注本《三国志》，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编纂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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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裴松之传》：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裴注能被宋文帝称为“不朽”，离不开它近于史著的特性。裴松之为什么会采用这种特别的作注办法呢？《上注表》称：“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可见在下达给裴松之的诏书里，已经规定下这种详列史料、被后人评价为开“史注”先河的注释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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