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沙地人分布现状及迁徙史

骑白马的王子 · 发表于 2025-2-2 10: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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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地人的分布

在北起江苏射阳北部、南至上海奉贤南端，绵延一千多里的沿海地区和长江口两岸的14个县市（尚有南通市崇川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未按县市数列入）中，都有讲“沙地话”的聚居人群，他们习惯上被称为“沙地人”。

启东、张家港的沙地人也自称“沙上人”（音“索朗宁”），在崇明用“沙上人”称呼有贬义，故一般不用于自称，有时贬称外沙人为“沙上人”，往往自称“本沙人”、“大沙人”、“南沙人”或者“内沙人”，而称北岸的启东、海门、通州、如东等地的沙地人为“北沙人”、“外沙人”（真正的崇明外沙实际上是指今启东南部曾属于崇明县的群沙，现已经与北岸并接，1928年启东成立时被划入启东县管辖）。而启海沙地人往往自称“南沙人”，称通东方言区的人为“北沙人”或“江北人”。受行政区域影响，沙地人也分别被称为或自称启海人、启东人、海门人、崇明人、常阴沙人等。不过“沙地人”这个称谓是在沙地人族群中是比较通用的（浙江萧山人也自称沙地人，那是指钱塘江沙地人，与长江口沙地人并非一个族群）。

长江口沙地人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一）江苏省
1、南通市（地级）
（1）启东市（县级）
启东市境内，沙地人分布于除吕四镇、天汾镇、秦潭镇以外的大部分地区，约100万人说沙地话，只有一小部分人说吕四话（通东话），虽然大部分沙地人不懂通东话，但沙地话却在通东方言区通行。
（2）海门市（县级）
在海门市，沙地人主要分布于海界河以南地区。在海界河之北，也有一片沙地人分布区。包括海门镇、三星镇、天补镇、三和镇、德胜镇、三厂镇、常乐镇、麒麟镇、悦来镇、三阳镇、临江镇、海永乡、万年镇南部地区和国强、四甲、树勋、余东、包场、刘浩等乡(镇)的小部分地区，沙地人人口约60–70万。
海门境内北部地区通行四甲话（通东话），分布于老运盐河之北及河之南老通吕公路两侧地区，包括货隆、王浩、正余、东灶等乡(镇)和国强、四甲、树勋、余东、包场、刘浩等乡(镇)大部分地区，以及万年镇北部地区。历史上，这些地区多系古海门县(958-1672)属地。早在公元7世纪初，这一带人的先民即已来到这里从事盐业生产。五代时，其地属浙西晋陵郡。古代晋陵属地，即今江南常州及其附近地区。四甲话（通东话）当来源于古常州一带吴语。
（3）通州区（原通州市、南通县，县级）
通州区沙地人主要分布于南部靠海门的沿江通海地区（张芝山镇）和东北部的三余湾启海方言飞地，人口约25-30万。
1901 年，清末状元、海门籍实业家张謇(1853－1926)建通海垦牧公司，大批海门人和崇明人（上海人称其为北沙人）来到今通州市东北三余地区和如东县东南参加沿海滩涂的围垦并在那里定居。他们将海门方言带到那里，最后形成了今天的三余湾海启方言飞地。范围包括通州市东北部三余镇、海宴镇、东余乡、北兴桥镇、恒兴乡。三余湾启海方言飞地还包括如东县掘东地区（大豫、兵房等地）。
（4）南通市区（开发区、崇川区，县级）
包括南通技术经济开发区，崇川区狼山镇、姚港乡、任港乡、小海镇、竹行镇沿江一带。
（5）如东县
如东东部大豫、兵房等地约20万（属于三余湾启海沙地方言飞地）。
（6）海安县
在今海安县东北部角斜镇(原角斜镇、沿口镇)和旧场镇一带(旧属东台县)，亦有一批海门人于20世纪初移民于此，在那里形成了角斜――旧场海门方言岛，人口约10万。
2、盐城市（地级）
（7）大丰市
大丰东部有沙地人约20万，不过目前除南阳、通商、裕华外，已普遍说本场话，公共交际已很少说海门话，老年人之间和农村还有海门话的存在，但已日见衰微了。不管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在沙地人聚居区都有本场话、沙地话双语并用现象，其间有各种过渡词语和说法。
（8）射阳县
射阳东部约20万
（9）东台县
东台东部约10-15万
3、苏州市
（10）张家港市
张家港北部约25-30万（沙上人居住地占该市50%，可能不止此数），主要分布于东北部锦丰、三兴（2003年3月并入锦丰镇）、乐余、兆丰（2003年8月并入乐余镇）、南丰等镇和常阴沙管理区。
（二）上海市
（11）崇明县
除去农场上海知青外，崇明全岛沙地人约70万。
（12）宝山区
宝山东部约10万
（13）南汇县
南汇东南部沿海地区（老港镇一带）沙地人约10万。
（14）奉贤
奉贤南部约5万
综合上述各聚居地的沙上人，总数估计有400多万人，然而语言、风俗、生产劳动乃至生活习惯等都大致相同，这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吴方言中非常特别。还有许多有趣的现象也值得我们探究，比如各地沙上人，在历史上，治沙植棉、纺纱织布都非常杰出优秀；而在今天，至少在教育领域、建筑领域中，各地沙上人的整体素质、水平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比较突出，他们不同于生存环境、人文环境相同的城市，散布在几万平方公里的不同地区为什么有如此相同的表现？那么在沙上人的骨子里肯定存在着相同的元素，挖掘这些相同的元素对振奋精神开发沿海经济、推动长江三角洲飞跃发展应有积极的作用。

二、沙地人迁徙史初探
本文先就沙地人的来源问题作一点肤浅论述。
一. 沙地人源自句容说当可否定
今天的沙地人如何演变发展而来？目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沙地人来自江苏句容。新编《崇明地方志》（见上海地方志网）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据明正德《崇明县志》载，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最早前来东、西两沙定居者为黄、顾、董、施、陆、宋六姓，大多来自江苏句容一带，也有来自江北的。 1025年（宋天圣三年）东沙东北新涨的沙洲因姚、刘两姓前来居住，故名姚刘沙。1101年（宋建中靖国元年），涨三沙，句容人朱、陈、张三姓来此定居。北宋末年，汴京（今河南开封）鲁惠公后裔第六十二世施天瑞任宋大夫总辖，为避靖康之难迁居崇明。其弟天寿先迁句容，后于明洪武、永乐年间亦迁崇。
明正德年间编纂的《崇明县志》是沙地人地方志中较早的一种，沙地人源自“句容说”的文献依据大概就是此志。于是乎，崇明文史学者多持此观点，而启东海门的沙地人原本就是崇明沙地人，不仅赞同接受，有的还发扬光大一番，如有位海门文史作者这样写道：“沙地文化这是一个很专业又很具区域特色的群体文化现象。它特指句容、崇明、启东、海门一带的沙地，他们有着相类似的传统习俗。”他还借用文学家、诗人卞之琳的话，说太平天国时期，不少人避战乱从江南各地（包括句容）前来海门定居。以此证明源远流长的沙地文化来自句容。
笔者不能苟同这种观点。古代所有文献都是封建地主文人写的，尤其是家谱，历来就是士族地主作为辨别门第高低，标榜身份的依据，如果依此认定他们是崇明岛的奠基者，等于否定了开发崇明的真正主人—没有家谱一字不识的大量农民的历史作用。
首先从时间和地域上看，崇明西沙、东沙大约在唐武德年间（618–626年）露出水面，那时西沙的位置大约在镇江扬州东部附近，距离句容很近，岛上居民多数来自句容、丹徒一带是完全可能的，不过那时西沙、东沙面积不过几十平方公里，人口也不会太多，至十一世纪宋朝时期，东西两沙坍塌严重，期间在西沙西北面水域涨出了姚刘沙，东北面水域堆积成了三沙，至元末明初，东沙已经基本坍没，西沙也所剩无几，姚刘沙南坍北涨，渐与三沙连壤。至十四世纪，姚刘沙及三沙岛北面土地也大量坍失，面积缩小，明洪武二年（1369年）崇明降州为县后完全坍没。
而现在崇明岛是在十四世纪开始涨升起来的，早期地理位置与常熟接近（由于水流的冲刷作用，长江三角洲沙岛往往上冲下淤，目前的崇明岛位置已经下移至南通以东），常熟等地居住着已有数百年开荒垦殖沙洲经验的沙民，而且从东晋以来，侨居这一带的士族地主就一直利用政治特权疯狂掠夺土地，可能迫使沙民移居附近新涨沙洲。因此可以肯定，东、西沙时期和姚刘沙、三沙岛时期的居民人数不多，而且与现在的崇明岛地理位置相差较远，不会成为当今崇明沙地移民的主体。而句容本土东连镇江，西接南京，为典型的丘陵地貌。这些习惯山地生活的居民为什么远距离大规模迁徙崇明？而且，常熟、南通以下新涨沙洲无一例外受海潮影响，沙岛上均无淡水供人饮用，必须得依靠当地沙民，才能开荒种地，否则将寸步难行。可见句容人（句容、丹徒）可能是第一代崇明岛（东西沙、姚刘沙、三沙）的主人，这是导致误解的一个原因，以致以讹传讹，得出错误的结论。
其次，任何群体语言，如果没有强势干扰，生命力都很顽强。比如，客家话的源头就是东晋南下的北方话，与当地许多原住民的土话至今没有合到一起。同住海门的沙地话和通东话经过二百多年历史的并存局面，于今犹然，并未改变。因此最早前来崇明定居的句容姓氏，如果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那么今天的沙地话应和句容话一样归入江淮官话体系。这也印证了崇明沙地人的主体并不是来自句容的。句容来的几个姓氏的人数不多，犹如一桶水倒进长江里，纵然飞起几朵浪花，终究改变不了江水的本来味道和颜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句容来的子子孙孙，虽有家谱一类的东西证明他们的老祖宗来自句容，但他们自己早已成为新沙地人了。
至于传统习俗，除汉民族共有的外，可以肯定，沙地人的传统习俗大都类同常熟、太仓等地的吴地习俗，与句容相去甚远。是故可以肯定，沙地人源自句容说是没有可靠的历史依据的。
二、追根溯源，沙地人来自古代南沙（今常熟）佃客
如果沿着长江走一走，就会发现一个现象：从常熟沿江向东走，经过太仓，便是上海的宝山，这一带方言和风俗，越是往东，与沙地人的差别越小，尤其“点心”两字的特殊含义，几乎使我茅塞顿开。
在中国，点心有两层意思，一指糕点一类的食品，一指三顿正餐外吃少量食品充饥解饿，所以不少地方将早餐叫“早点心”。唯独常熟、太仓、宝山沿江农民和沙上人一样，完全颠倒过来用，早点叫“早饭”，吃干饭，还要象模象样炒几个菜，一如其它地方的中饭，解放初还基本如此，现在遗风尚存；却将吃中饭叫“吃点心”，甚至将中午时分叫作“点心快”（快接近中午）（中午叫“点向浪”，“点心跨特”意指快到中午了，司马东方注）。经过反复思量，笔者认为这与沙上人治沙垦殖的方式有关。
原来治沙的过程比较漫长，先筑堤圩田防断海水倒灌，然后种植芦苇，开沟排水，待盐碱降低到一定程度后，方可整地种庄稼，可还不能一步到位,因为河浜(沙上人叫沟)里的水依然卤咸不能饮用,而淡化过程往往需要好几年时间，即以张謇的同仁泰垦牧公司为例，1903年圩田13000亩，到 1935年已垦7380亩，其中能种棉花的只有3600亩。而一般中小地主或农户自己开垦的，都以原来的住地或靠近荒滩、有饮用水的地方搭建临时住房作为 “根据地”，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先“走田”（俗称走脚田），早出晚归，待解决了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才能举家搬迁。所谓“走田”，是指走上十来里路或摆渡过江，才能在租来或买来或自己开垦的田地劳作，因中饭不能回家用餐，要求早饭必须吃得多，而多吃就得有下饭的菜，使一天劳动中的能量消耗和营养补充尽可能在早晨多解决一点；而中午只能在田头用现成的芦苇搭个小窝，俗称“环洞舍”，吃些点心充饥。笔者小时候常看到那些走田的农民，肩挑泥箩担，一头挂着农具，一头挂着饭箩和一陶罐茶水，中午就在环洞舍里吃点心，很晚才收工回家，除大雪纷飞的寒冬腊月和下雨天外，基本天天如此。语言产生于劳动，吃中饭自然就叫“吃点心”了，而把早、晚餐分别叫做“吃早饭”和“吃夜饭”。因此笔者推想常熟等地的沿江农民与沙上人有内在联系，否则这些沿江农民应和生活在其它地区的苏南人一样，将吃早饭叫吃早点或吃粥，将吃中饭叫吃饭。
今年春，笔者在儿子家过年，偶然打开常熟政府网，在历史大事中看到这样一个材料：
太康二年（281年），毗陵郡置暨阳县，境内南沙乡割属暨阳县。
成帝咸康七年（341年），以南沙乡建立南沙县，隶于晋陵郡。
梁大同六年（540年），南沙县地置常熟县，县治设南沙城（今福山镇），隶于信义郡。是为常熟县名之始。
原来早在公元三世纪的时候，常熟福山一带隶属毗陵郡（今常州）的暨阳县（今江阴、张家港一带），即以“南沙”为地名，西晋永嘉之乱后，有大量的北方士族地主南逃至南沙，故在341年，建立南沙县（位于今张家港东南部、常熟西北部地区），县治南沙城（今常熟福山镇），北方侨迁的士族地主掌控了南沙一切政治经济大权和绝大部分土地，尤其长江口南侧新涨沙洲(今常熟东部和太仓北部的所谓“高乡”地区，大都由此类沙洲演变而来)，无一例外地全被他们掠夺去了，故新建的南沙县为侨县，是苏州地区唯一的侨县。颇有意思的是公元540年将南沙县更名常熟县，取其“原隰异壤，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之为灾，则岁得常稔”之意。可今天的常熟人常称外地人为“野人”，孰料自己的老祖宗也是北方来的“野人”。但遥想当年，中原经济文化确实比南方发达，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没有完成南移之前，“南沙”犹如今天的“江北”，在中原士族的眼里可能是落后的代称，其所以后来以“常熟”替代“南沙”、“南沙城”改为“福山镇”，都隐含着这层意思。
“南沙”这个地名的出现，不仅说明福山一带已形成大片沙地，而且极有可能江北狼山一带也有相应沙地出现。联系到今天海门启东不少沙上人自称“南沙”人，而称通东一带为“北沙”人，不客气的称他们“江北”人；世居江北老土的原住民客气一点称沙上人为“南沙”人，不客气的便称“沙蛮”人。从这些民间称谓中，明显带有当年的历史痕迹，不能视为偶然巧合。
开垦长江中新涨沙洲的，在东晋南朝时，是士族地主田庄中“注于家籍”的部曲、佃客；北魏到隋唐实行均田制后，自耕农数量有所增加；中唐均田制瓦解后，确立了租佃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大土地私有制，此后开辟沙洲的劳动者主要就是租种地主田地的佃农，还有部分自耕农。这一基本形式一直延续到解放前。笔者小时候看见父亲在板凳背面都写有“颍川陈惠夫”，父亲只读过四年书，不会知道颍川（今河南郑州南）这个地方，很可能我的祖先也许是西晋永嘉之乱或北宋靖康之变时逃难到江南的中原农民，最多是个无名分的庶族地主，否则就该有家谱传世。
最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常熟福山和张家港市塘桥一带（即古代南沙县）的稻区居民，多不称中饭为“点心”，而隔壁相邻的棉区正好相反，多称“点心”。这又为何？如前所述，当年南沙城，即今福山镇，原先不仅是晋陵（今常州）的郡城，还是信义郡（今常熟、江阴、张家港、无锡一带）的郡城，东晋时的郡城相当于今天的省市一级政府所在地，可见南沙县是士族地主最集中的地方，人数相当多，他们之间一直用晋语交流。张籍（766—830年）是苏州人，贞元进士，他在《永嘉行》一诗中这样写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这里的“南人”是指西晋永嘉之乱南徙落户江南的北方士族的后代，在五百多年后的唐后期，依然保留了晋语。他们是世族地主，不用上沙洲劳动，当然不会将中饭说成“点心”。可见 “点心”一词的应用，是区分当地世族地主及其后代与开荒佃客及其后代的标志性语言。
在常熟徐市的《黄氏家乘》中，能体味到宋元以后的常熟、崇明、海门之间的乡土联系。这部家谱是黄姓第25代孙黄汉荣在前人六次修订《黄氏家乘》基础上，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完成续辑。在南宋建炎（1127— 1130年）中黄氏祖先随众南渡，卜居建康（今南京）附近句曲（山名，今句容），元末群雄四起，黄元一预料句容必遭兵灾，便举家迁居崇明西沙。自此《黄氏家乘》的世系连贯，至今未断。家谱只记男性，第一代只有黄元一1人，至第5代为5 人，至18代，子孙便有546人，如果平均20年为一代，此时约在明末清初时期。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夏，崇明水灾，沉没四十多个沙洲，第19代孙黄汝圭率长子黄金榜迁居常熟。后来人口增加很快，23代孙黄镜寿考中光绪进士，24代黄氏子孙为3381人，是家族人丁最兴旺的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不少黄氏子孙从崇明外迁。在封建社会里，除社会大动荡（如农民大起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等）、戍边屯田等特殊情况外，一般百姓自己迁徙的范围都不大，而且多迁移到有亲戚、朋友、熟人好关照的地方，从黄氏子孙散居在今通州、海门、宝山、太仓、常熟等方言风俗相同或相近的地方，但没有一个黄氏子孙回句容的情况看，沙上人十分看重地缘关系。《黄氏家乘》对研究明清时期沙上人的历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徐市位于常熟东境约30公里，《徐市镇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元麦曾是棉区农民的主要口粮。棉农吃麦粞饭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清乾隆年间，里人顾彬的七律诗《过李将军墓次东溆韵》中有‘寒食招魂无麦饭，黄昏吊影有磷灯’之句”。
这里描写明清时期的生活情景和特殊方言–麦粞饭，又叫麦饭，与沙上人毫厘无差。顺便说明一下，“粞”是原粮加工后的糟糠部分，而元麦粉碎加工后都可食用，所以“麦粞”当用“麦饎”比较贴切。“麦饎”（沙地人管麦面叫麦饎，小时候常吃的类麦是否就是元麦，尚不清楚，不过这种麦磨成面后颗粒较粗，与小麦面差异很大，司马东方注）、“麦饭”等词可能只流通于讲吴语的棉麦地区，苏北的江淮方言和通东人都称麦饎或玉米饎为“糁儿”，而江南稻区居民只吃稻米，不知麦饎为何物。
《徐市镇志》中还有几幅纺纱车和织布机的照片，更与沙上人使用的一模一样。可见，无论古代还是近代，海门、崇明与常熟东北部居民以及太仓北部居民原出一体，根脉相同。
常熟县的前身是南沙县，而南沙县的根，可以上溯到东汉设置的南沙乡，尤其在东晋咸康七年（341年），将南沙乡提升为南沙侨县，至唐，“南沙”之名已沿用了三百多年了。唐以前常熟县境内的长江口已有淤涨的沙洲，有的沙洲开荒垦殖后可以生活，因为环境十分恶劣，落户居住的自然是地主庄园内从事生产的佃客，为区别南沙本土人，将这些为地主垦荒的佃客称为“沙上人”。虽然现在的常熟人中没有叫“沙上人”的，但并非一点影子都没有，虞山镇（今市府所长地）的虞山脚下、尚湖湖畔至今还有一个叫“沙上村”的村庄，顾名思义，可能原来某个江中沙洲塌没后沙上人迁居于此，故名“沙上”村。尤其在太仓东北部的浮桥镇一带，今天仍有称沙上人的，但“沙上人”三字的方言读音稍有不同，太仓人读如sǒ-lāng-nīng，可能受昆山一带方言的影响；崇明、海门沙上人读如sō- lāng-nīng，同常熟方言一样，而其它方言，总体上沙上话与太仓话更接近，由此又证明了“沙上人”称谓的源头是更古老的南沙县。
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沙上人源自东晋南朝时的南沙县。因为这些“沙上人”本来就是士族地主的佃客，所以“沙上人”成了贫穷、落后、地位低下的代称或蔑称。由于历史上长期受封建文化心理的影响，常熟沿江和太仓北部一带的沙民，在历史的渐进过程中，尤其在明清时期的数百年中随着棉麦经济的迅速发展并远远超过稻麦经济，读书做官的人明显多了起来，远比水稻区多得多，摘了落后帽，便不再称“沙上人”了。只有张家港北部和太仓的浮桥一带，成陆时间较晚，又与崇明、海门有姻亲关系，还保留了沙上人这个称谓。因此推断，常熟、太仓、宝山和张家港等地，大凡种棉花的沙民，在历史上不仅都是南沙佃客的后裔，而且还有可能曾经以“沙上人”作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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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历史] 长江三角洲沙地人分布现状及迁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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